“五四”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王中江在《“新旧之变”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体上是在“崇新”、“尚旧”和“新旧调和”这样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之下展开的，而“新”获得了对“旧”的优势，“新”不容“旧”占据了上风。“思想自由”原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整体态势，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各种思想资源。应该说这是“五四”的最大遗产；如果我们纪念“五四”，这也许是最值得纪念的。
郭豫适在《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一文中，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索隐派红学进行了总结性批评。他认为，从学术史上看，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索隐派红学的出现，是当年胡适、蔡元培新旧红学之争的继续。他们或继续钩沉索隐，寻觅《红楼梦》“反清复明”的寓意，或说曹雪芹是“抄写勤”的谐音，世无其人，或耸人听闻，说《红楼梦》写曹雪芹及其恋人合谋“弑帝”，林黛玉竟是谋害雍正皇帝的元凶云云。以主观随意性为根本特征的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无法克服其本身固有的非科学性质和倾向。科学考据和主观索隐二者性质不同，不应将索隐方法说成是科学方法，应将它们区别开来。
中国古代典籍中特有的一种体制语录体，在从文言到白话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杨玉华在《语录体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语录体常常采取点悟式的话语表达方式，不作长篇大论的延伸，具有一种精炼简约、片言百意的表达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录体散文是对教学情况与学术论辩的如实记载，其中颇多当时的方言口语，与文人们的精心结撰之作不同，故语录体散文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指有别于“文言”的口语“白话”所作的学术综述）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语录体是中国古代白话学术的主要文体，汉语的逐步口语化、“白话”化都与语录体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语录体在汉语的由雅而俗、从文言到白话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天问》题如何解？历代学者大致有如下四种说法：“天问”即“问天”，天尊不可问，聊寄己意而已；天来问，屈原假天以发问；屈原设为问难的形式来问天；即关于天的问题。王倩予在《＜天问＞解题衍义》（《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3期）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天问》中的“天”应当训释为“大”，甲骨、金文中天的本义即为大；“问”当作探本问道来解。因此，“天问”即“大问”，天、地、人之本为大，是为道也。《天问》是屈原身处绝境的忧愤之作，其中带有一种强烈的怀疑和与世决绝的情绪。
从透视蒋介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蒋介石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及其推崇儒家文化的现实动机是很有意义的题目。秦英君在《蒋介石与传统文化》（《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蒋氏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与传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蒋氏又是中国封建道统的卫道者，为此不惜殚精竭虑，死而后已；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中国固有道统为己任，其目的是为其代表的国民党统治服务，为反共服务。
已有的研究论著在论及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及其悲剧观念时，忽视了他的矛盾文化心态对其悲观主义人生观所产生的影响，而这正是揭开王国维自杀原因的关键。赵利民在《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成因新探》（《文史哲》1999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王国维的矛盾文化心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传统思想观念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观念的矛盾；对西学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态度；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认识上的矛盾心理。这些都对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自杀主要是由其无法摆脱的矛盾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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